如何看待下侠与法，水浒鲁智深为例

    初读《水浒传》，感到第三回至第八回中，拳打郑屠、大闹禅室、倒拔垂柳、大闹野猪林的鲁智深，与第一百十九回中留下一首偈颂后坐化的禅意鲁智深恐非一人。也有人说，不识字的鲁智深，在圆寂时竟能写出蕴意颇深的传世偈颂，是《水浒传》人物塑造上的败笔。鲁智深，本名鲁达，因打抱不平，三拳打死恶霸郑屠，为了躲避官府缉拿，便出家做了和尚。据研究，在僧俗之间，他的两重身份各有出处。僧人鲁智深形象久已有之，可远溯宋笔记、元杂剧。俗人鲁达则至《水浒传》成书时方被接纳，相关情节或源于五代周太祖郭威事迹，由俗转僧过程或源自“五郎为僧”等杨家将故事。鲁达与鲁智深“二人”经《水浒传》作者拼合为一人，其矛盾之处在所难免。主题所限，本文仅就鲁智深身上所展现的侠与法的关系略作分析。何者为侠古代中国有“侠”的传统。何者为“侠”，司马迁曾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后世论“侠”多源于此。当代学者王学泰称，游侠特征有二，即反主流与为他。概言之，侠具有两种特点，在行为方式上，他们常凭借自身力量在国家制度框架之外寻求“正义”，对现有制度具有破坏力，所谓“行不归于正义”；在精神风度上，他们秉持扶危济困的利他精神，行侠仗义不爱其身、不矜其能、厚施薄望。春秋时期，诸侯征战，政局动荡，国家政权难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加上复仇之风盛行，侠士或曰游侠应运而生。国家控制能力提升后，侠的功能被公权力取代，但侠的精神在大众心中挥之不去，典型的表现是各类武侠文学作品历久不衰。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天下多有不平事，人间难遇有心人”的无奈。而在武侠世界里，常常是“拔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的慷慨。侠，代表着民众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追求，寄托着人们对被救赎的强烈渴望，投射着知识阶层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侠客鲁智深《汉书》之后，游侠不再进入正统史家视野，表现侠的任务转而由文学家承接。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水浒传》是划时代的古典武侠小说，特别是鲁智深，的确展示出了不凡的侠义精神。鲁智深行侠之事有四。其一，在渭州为救民女金翠莲，三拳打死恶霸郑屠；其二，在桃花庄痛打强娶民女的周通；其三，在瓦罐寺义杀占寺霸女的丘小乙、崔道成；其四，在野猪林救得林冲并一路护送至沧州。《水浒传》中不乏好汉尚勇之事。如林冲杀陆虞候、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嫂、杨志杀牛二等。不过，林、宋、武、杨等人惩恶，或因复仇或为自卫或被情势所迫，皆因事与己密切相关。鲁智深则不同，他所行之事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无论是金翠莲、瓦罐寺僧的遭遇，还是林冲的冤屈，皆与鲁智深自身不相干。鲁智深闻得他人不平即拍案而起，不计利害，仗义行侠。诚如《史记·游侠列传》中言“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赴士之厄困”“不爱其躯”。以此断之，鲁智深所为实可谓侠义之举。侠与法的冲突显而易见，侠与法存在冲突。游侠的盛行，令当时的统治者感到威胁和恐慌。故而，国家对侠持否定态度和采取制裁手段。韩非所言“侠以武犯禁”，即为此意。不仅法家如此，以宽仁闻名的汉文景时期对侠士也毫不留情。《史记·游侠列传》所列之豪侠多不得善终，“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尽诛此属……解（指郭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郭解虽因侠而名闻天下，但终因门客杀人，被公孙弘灭族。梁任公言：“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催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于现在，而刈其欲萌于将来。”在古代，侠、法冲突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在主观层面，侠士通常不遵从社会规范，不服从其背后的权威，甚至对此报以蔑视。例如，面对高太尉所代表的世俗权威，林冲一再忍气吞声，鲁智深则不屑一顾。第七回中，听得林夫人被高衙内调戏，林冲百般忍让，鲁智深却义愤填膺地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第九回中，鲁智深直言：“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不仅对世俗规范和权威如此，剃度出家的鲁智深对宗教戒律也难说心存敬畏。例如，他常在佛场倒头便睡，将禅语“善哉”解为“鳝哉”，直至数次醉酒大闹山门，智真禅师不得不令其另投他处。在客观层面，侠所采用的私力救济（通常是武力），作为一种离心力，与国家要求的法制统一与秩序稳定存在竞争。故而，国家一方面加大对私斗的处罚力度，例如秦法明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同时，正向引导民众在冲突时寻求公力救济，使民“窃于私斗”。反观鲁智深，先抛开司法不公不说，至少在拳打郑屠、痛打周通以及义杀丘、崔之前，他完全可以走正常司法途径。然而，在他心中，报官从来不是“正确选项”。当然，国法对他“勇于私斗”的行为也给予了严厉打击。拳打郑屠，尽管于情可悯，但国法难容。于是乎，杀人者鲁智深“东逃西逃，急急忙忙……逃生不避路……从渭州行过了州府”，来到了代州雁门县，幸而遇到赵员外，但赵员外也认为“此处恐不稳便”。莽撞汉子鲁智深只好取路五台山出家为僧，后转投相国寺。可以说，截至落草前，鲁智深的江湖生涯是在逃亡途中度过的。侠客鲁智深在国法制裁面前，难说潇洒。侠与法的融通侠与法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契合面。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侠可以成为法的补充。当遭逢乱世、纲常废弛、法制崩坏，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时，侠客的挺身而出确能维护朴素的社会正义，私力救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的缺位，从而反证侠可成为法在功能上的补充。也由此，郭解等豪侠才能“人貌荣名”，得到官方与大众的共同认可。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所怒之事大抵为恃强凌弱，所救之人大体相对弱小无依，行侠的结果实现了朴素的正义。鲁智深虽然屡屡“以武犯禁”，走上逃亡之路，但是，在承载传统民众法观念的《水浒传》中，鲁智深仍然是非常正面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侠义精神与法律价值取向存在契合。法律所具有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一般价值，事实上也是侠的追求。韩非所论侠的三种品格，若以善意理解，“弃官宠交”是对不自由秩序的抛弃，“肆意陈欲”是对主体价值和自由的追求，“以武犯禁”是对朴素正义的向往。同时，侠客们轻财好施，振穷救急，对平等满怀渴望，在当时也有较强的社会基础。有学者曾言，“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在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侠文化概念中，正义价值乃是其最主要的构成因素”。因此，在精神层面上，侠义精神存在重构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侠义精神进行反思与重述。总体而言，引导其与国家核心价值观融合，将侠文化中“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气质转化为为民族和国家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让“侠之大者”能“为国为民”；在法律层面，侠义精神与法的价值的融通可以转化为合法私力救济，例如，法律提倡和鼓励的和解、调解、自主和共同体互助性纠纷解决方式，在此过程中，侠义精神仍是正义感的体现，有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又如，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与传统侠义精神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