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本之政，务本判牍永流传！

    《全唐文》卷652载有元稹的一则判词《对养鸡猪判》，字里行间体现出热情支持地方官施政富民之举，盼望乡里乡亲摆脱愁吃愁喝的贫困状况，希望他们都能过上殷实富庶的生活，着实令人感动。可以说，此判牍既务本又近民，成为传世之作是必然的。“对养鸡猪判”的案情是：“甲为郡守，令百姓养母猪及鸡。督邮谏其扰人，不许。”郡守掌管一郡事务。督邮是汉代郡的重要属官，代表太守督察乡政，宣达政令，兼司狱讼。郡守甲命令百姓养母猪和鸡。督邮谏称“扰人”，即劳民，郡守未准。元稹判文大体说了三层意思：一是指出地方官让一方百姓富裕，是其职责所系。“扇以仁风，阜财为急，教之畜扰，利俗则多。甲位列凭熊，政同佩犊，将除饥馁之患，用先蕃息之资，俾尔生生，非予扰扰。”即地方官欲实行仁政，让老百姓厚积财物是要务，驯养牲畜获利颇多，是致富的途径之一。郡守甲施政就是要百姓务农养畜，以繁殖来创收，除百姓饥寒之患，这是有利民生而非劳民扰民。二是郡守甲的所为，堪比史上善于富民与致富的贤吏、能人。“二彘既侔于龚遂，五孛足验于陶朱，训养虽勤，割烹斯利，既符孳货，庶罔食贫。使荷之夫，不空为黍；倚杖而牧，岂独刈葵。人无见卵之思，俗皆掩豆而祭。”即让百姓家养二猪五畜，与龚遂、陶朱公相类似。《汉书·龚遂传》载，龚遂为渤海太守，命令郡中每个人种一株榆树，100棵薤菜，50丛葱，一畦韭菜；每户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民有带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没过几年，“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陶朱公范蠡，回答鲁国人猗顿何以速富之问：“子欲速富，当畜五稼（指的是母马、母牛、母羊、母猪、母狗）。”猗顿依计，十年之间其财不可记数，从此驰名天下。尽管养畜要付出辛苦，但烹宰却能带来实打实的收益，有了能繁殖生息的财产，就不必再贫困地生活了。农夫不仅仅靠庄稼和割草度日，也能依仗养牲口富裕起来，有肉可以拿来祭祀，脱离那种贫困的生活，而不必像《淮南子》“说山训”所言：“见卵而求晨鸡，”看到鸡蛋就马上想得到报晓的公鸡。三是判决结果自然就是郡守甲是对的，督邮是错的。“实惟务本，焉用他规。且异米、盐之烦，宁惧纠绳之谏。”即养鸡喂猪是致力于根本之道，且并非琐碎烦事，因此支持郡守之政，反对督邮的谏言。元稹心系百姓生活，关心百姓疾苦，对施仁政、解民忧、帮民富的地方官，不惜笔墨赞颂有加，称此行为是“务本”之举。如此了解社会民生，理解底层官吏，支持务本之政的判牍，怎能不流传！管仲说过“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即对于统治者来说，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对于老百姓来说，粮食是最重要的。然而，农民既辛苦，又受天灾的制约，能吃饱就算万幸，想要致富难上加难。正因为如此，史上总有一些廉吏能臣，积极想点子，设法找门道，在自己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鼓励民众以多种方式方法，通过勤奋劳动发家致富。其中像郡守甲这样，以让老百姓多养母牲畜、靠多繁殖生财，肯定是成功的选择。郡守甲的施政行为，确实值得元稹大赞。由此想到，无论什么年代，一份好的判决书，从它广义的社会效果上去评估，必须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家庭和睦，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从而促进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这既是大目标、大要求，又是小目标与具体要求，是必须做到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