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高的根本原因是男多女少

    从五十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区百元大钞称斤论两。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的婚嫁彩礼不断趋高。彩礼的多少，也从以往的量力而行变成随行就市的硬门槛。
    近日媒体报道，鲁西南郓城这一块，索要彩礼过重等于买办婚姻。近两年兴见面六万六，定亲九万九，今年又高级了，见面九万九，定亲十六万六，外加一动不动。
    高额彩礼已经超出礼仪范畴是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病态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认为，男女结婚时由男方给予女方一定数额的彩礼，既是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一种婚姻习俗，是出于对女方的尊重和补偿，也是为了表示男方的诚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方给予女方家属彩礼是应该的。
    至于男方是否该给女方家属数万甚至数十万彩礼钱，崔树义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个案层面来说，别说数万、数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也不在少数，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只要是家庭条件允许，而且你情我愿，就无所谓该给还是不该给。
    但是，从社会层面来说，目前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在山东还是在其他省市，高额彩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像郓城这种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对大多数男方家庭来说，已成为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它已远远超出礼仪范畴，而成为一种恶习陋俗，甚至成为一些女方家庭的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额彩礼的盛行可以说是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病态，全社会、尤其是真正出于爱情而欲步入婚姻殿堂的当事男女都应积极加以反对。
    物以稀为贵是彩礼趋高的最根本原因适婚女性将长期是一种稀缺资源
    据山东省政协常委宋传杰观察，山东农村地区彩礼节节攀高，是个普遍现象。几万、十几万、二三十万，都有。
    彩礼不断趋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认为，除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因素外，物以稀为贵是最根本的原因。他分析称，当前的适婚青年本来就男多女少，而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女青年流入城市后大多希望在城市结婚，导致本地适婚男女比例更加失调，适婚女青年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这可能是造成彩礼不断趋高的根本原因。他强调，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治理，但效果并不明显，即便几年后趋于正常，多年来累积的男多女少的局面在今后二三十年也不可改变，适婚女性将长期是一种稀缺资源。
    宋传杰认为，农村女生外出打工的很多，走出去的，很少有回来的。所以留在农村的女生就少了。走不出去的男生和女生，很可能都是走介绍式婚姻这条路，女方检验男方家庭实力的标准就是看看能拿出多少彩礼。
    其次，彩礼不断趋高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希望通过多要些彩礼，来保障女儿出嫁后的生活能够有较好的物质保障。崔树义表示，还有的可能涉及到将来男方家庭财产分割等原因，女方家长希望在结婚时尽量给女儿多争取一些财产。
    宋传杰也认同这一观点：女方的父母，有的也会在结婚后把彩礼如数甚至还有的再陪送上一些，再给新婚夫妻，主要是想从男方家长那里给自己女儿的小家庭多争取一些，不用参与日后分家的财产。
    据宋传杰观察，攀比心理也在推高彩礼。你家闺女十万，我家闺女也得十万。崔树义认为，随大流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少女方家长将彩礼的多少视为女儿身价的高低，认为如果彩礼要的少，不仅自己和女儿会丢面子，遭人耻笑，而且女儿出嫁后也会没有地位。
    本来，只要对方条件允许，量力而行，彩礼或多或少都无可厚非。但在拜金主义不良文化影响下，不少人不顾对方家庭条件，一切向钱看，似乎要的越多，女儿身价就越高。崔树义说，各地不管礼金多少，大都和6、8、9等所谓吉利数字连在一起，从而给沉重的彩礼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文化外衣。
    此外，嫁女解困也在助推彩礼攀升。宋传杰说，有的家庭为了给自己家的男孩准备彩礼，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没有儿子的父母也是要通过彩礼的形式留下一定数额的养老钱。
    越穷的地方彩礼越高？重男轻女思想更有市场
    2014年初，有媒体对山东17市彩礼情况进行了盘点，报道称菏泽彩礼一般是3斤3两、万紫千红一片绿，15万元起步价的彩礼，足以让菏泽姑娘成为山东最贵的新娘；而在威海，一般不要彩礼。
    就山东范围内而言，为何越穷的地方彩礼越高？
    前面分析的彩礼不断趋高的几个原因，在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崔树义说，这看似非常矛盾，但实际上是尤其内在原因的。
    他认为，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因为穷，所以才把金钱看得更为重要，才希望通过多要些彩礼，来保障女儿出嫁后的生活能够有较好的物质保障，或是希望借此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其次，是和落后地区的家庭子女数量有关。具体到威海和菏泽，众所周知，前者的独生子女率远高于后者。这就涉及到婚后将来的家庭财产分割问题。谁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如果男方为独生子女，即便女方再怎么优秀，恐怕女方家长在彩礼问题上也不会太为难男方，因为他知道，不管对方穷也罢富也罢，将来的家产都不会和别人分割。三是经济落后地区，文化一般也相应落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以菏泽为例，不仅结婚彩礼高，而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之风也更加流行。同时，落后地区人口外流多，重男轻女思想更有市场，男多女少情况更加严重，使得适婚女性更加稀缺，也是重要原因。
    丈母娘们暂时扣押彩礼钱并非明智之举
    在菏泽农村地区，现在流行结婚时丈母娘先不把男方家给的彩礼钱给女儿，观察一两年后觉得能一块儿过，到女儿生孩子时再把部分或全部的彩礼给女儿，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这种现象不仅在菏泽流行，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普遍存在。崔树义表示理解丈母娘们为了给女儿的婚姻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暂时扣押彩礼钱的心情和做法，尤其是在婚姻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婚姻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的现代社会，丈母娘们也是为了给女儿的婚姻增加一些保险系数。
    但他强调这并非明智之举：其一，扣押终归是暂时的，你观察一两年后觉得能一块儿过，未必此后就真地能够走到头；其二，不管男方家庭条件如何，这种做法都肯定会导致男方心里不痛快，甚至生出许多龌龊，特别是对于家庭条件困难、甚至举债凑足彩礼钱的家庭，肯定会使其生活愈加艰难，从而使得自己女儿的生活也不会好到那里去，从而好心办坏事；更重要的是，虽然法律对于发生婚变后女方是否应当归还彩礼钱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各地法院的有关判例看，女儿离婚后，丈母娘还真未必能保住这笔钱。
    彻底扭转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庆概念需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
    有新闻报道，老农为给儿子筹彩礼钱，居然去借高利贷。一些农村家庭为筹措一高再高的婚礼钱而举债和因此再度返贫的事情绝非个别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不仅存在于贫困农村地区。
    有专家担心农民因彩礼再度返贫，在国家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一些贫困农村的彩礼之痛，值得深思。
    实际上，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绝大多数人对此在内心里是深恶痛绝的，崔树义认为，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婚庆观念，可以说有着坚强的社会心理基础。
    至于该怎样扭转婚庆观念，他建议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向大家讲清楚索要高额彩礼的种种危害，这种危害不仅只是对男方及其家庭的，一旦发生不幸，同时也会殃及池鱼，危害到女方及其家庭，最终还会危害整个社会。特别要让女方家长清楚，不要好心做坏事。毕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能再将女儿当作明码标价的商品，出嫁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她们照样能给亲生父母养老送终。
    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旗帜鲜明地禁止任何形式的买卖婚姻。可参照中央八项规定的有关要求，首先对党员干部做出明确要求，女儿出嫁时禁止索要高额彩礼；也可通过《村规民约》等村民自治章程，对村民索要高额彩礼的行为进行约束；必要时，可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对彩礼额度进行限制。
    高额彩礼流行的最根本原因是青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作为稀缺资源供不应求。他强调：只要社会上青年男性仍然大大多于女性，高额彩礼现象就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要彻底扭转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庆概念，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宣传和行政手段，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使目前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尽量早日回归合理区间，使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青年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状况，在一代或者两代人之后不再出现。
    一、结婚彩礼是谁给的？
    1、彩礼是由男方给的，给结婚的女方父母亲。
    给彩礼一般和定婚一起进行的，在定婚的时候，双方的父母或长辈就会聚集在一起，对婚姻大事进行一个计划和商量，是否给彩礼看双方的父母是否在意，有的父母比较开通，不要彩礼了。但有的父母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也会要彩礼的。
    2、过去的彩礼是由女方的父母作为防老，作为女方的父母要的彩礼比较高，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地区，有的男方的家庭由于给不出彩礼而结不成婚的有之。
    3、无论家庭富裕与否都会把彩礼钱给女儿，而父母还会给女儿置办些嫁妆，当然经济条件差的人家，也会从女儿的彩礼钱里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