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自甘风险规则的内涵 |
| 释义 | 1、自甘风险不等于有“过错”。自甘风险行为是否等于有过错，应当看这个活动是否是法律所允许的。如果受害人一定要冒险穿过有阻隔设施的建筑工地而被掉落的物品砸伤，或者是在景区违背提示冒险自行攀爬而跌落造成摔伤的，这些活动很显然属于法律所禁止的，受害人有过错，应自担损害后果。但是法律并不禁止文体活动这一类的冒险活动，所以并不能认为参加这类活动的行为属于受害人有过错。 2、自甘风险的情况下也并不一定存在受害人的承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在不违背强行法和善良风俗的情况下，该约定即有效。所以，如果自甘风险可以认定为受害人接受结果的话，就可以免除行为人的责任。但是接受风险并不等于接受结果。风险，意味着结果的发生与否是不确定的，则对于受害人而言，就存在接受风险但是不接受结果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诸如手术、投资等大家都明知有风险的场合，也一定要参与人签署自担不利后果的承诺书的原因。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与确立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与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的，指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承担责任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必要，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时，既使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说，归责原则的确立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随着现代工业发展而逐渐兴起的。自19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突飞猛进在为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灾难，如工业灾害、商品瑕疵、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害事故等。 依据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在高度危险造成损害时，如何确定过错，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是见仁见智、不一而终；其次，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受害人举证，在此类损害赔偿关系中，受害者本为弱者，距离证据较远，举证困难势必败诉风险较大。过错推定的立法技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但不具有普适性；最后，对于此类侵权行为，本身并无可非难性，但损害确实产生。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但受害人所受损害并非空穴来风，如让其独食苦果，有失公允。同时，基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补偿观念，许多国家立法确立了特殊领域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特定领域效率与安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立法者根据一定社会价值判断选择安全的结果。现代工业是人类改造自然，实现自身解放所必须的，如为避免损害，禁止此类作业，无异于因噎废食。但因此类作业受到损害的人的权利又必须得到救济，才符合法制原则和公平观念。因此，以实现公平为价值趋向，以强调对损害进行补偿为目标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成为立法者的理性选择。法律要求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包括以下四点： 1、行为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从中受益，因而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2、某种意义上说，行为人有义务控制损害发生，因而没有控制，故应当承担责任； 3、危险作业人从事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增加了危险，因而应当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4、行为人多为大企业，让其承担无过错责任，他们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提高商品价格将风险转嫁出去。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一案所说的那样“虽然被告没有过失，但终究是他导致了灾害，事故发生后，如果无辜的双方必有一方不免受损失时，与其令无行为人承担，不如让行为人承担更为合理”。道路交通是高度危险作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作为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所谓侵害生命权的行为，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其结果是受害人死亡。在实践中，凡是致人死亡的非法行为，都是侵害生命权的行为。所谓侵害健康权的行为，是指非法损害他人的身体外部组织的完整、内部生理机能的健全、影响他人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发挥、生命活动的正常维持等行为。所谓侵害身体权的行为，是指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影响他人的身体完整性以及支配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行为。 （二）主观过错。 过错作为民事侵权责任构成的基石，在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中也具有同样的地位，所谓“无过错无责任”，即一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观条件要求侵权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当然，过错责任原则也有例外，在具备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无论侵权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或者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在此情形下，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精神损害事实 一个人的身体受到伤害，导致肢体残废、容貌被毁，会同时造成巨大的肉体疼痛和精神痛苦。有的人终身悲伤压抑、了无生趣、甚至生不如死。但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形，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交通肇事而成为植物人，失去婴儿的母亲因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人等，受害人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甚至有的法官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就不应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侵权行为使其再不能感受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即感受人生趣味的能力被剥夺了，虽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损害，却是一种消极形态上的精神损害。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在事实上很难举证，若固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结果使人格权利制度形同虚设，故法官有权以法律手段来推定损害是否发生而无须当事人证明。但法官必须依据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作出判断。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评价精神损害事实：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四）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但该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因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通过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必然性并不明显。若固守该理论，其结果是使本来完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必然因果关系理论下彻底粉碎，得不到有效实施。在西方，因果关系理论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在因果关系诸理论中，流行最广并被普遍运用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以在相同条件下有发生同样结果的可能性来确定因果关系。对“相当”的理解又有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折衷标准之界定，其中客观标准说为通说。该学说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无限地扩大加害人的责任范围，在依社会一般观念应由加害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法官将尽可能要求加害人承担此责任。 与此同时，随公害法的兴起，在日本出现了“盖然因果关系说”（有学者称之为因果关系推定）。该学说认为只要由原告证明侵害行为与权利损害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即可。此时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若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即推定为有因果关系。这就把对被害人的保护推到了极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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