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我国精神损害民事赔偿制度的缺欠 |
| 释义 | 我国精神损害民事赔偿制度的缺欠 在我国，长期以来，精神损害也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精神损害是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即在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受到侵害并产生精神损害时侵害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这种损害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学界过去承袭前苏联的民法理论不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用金钱赔偿精神损失，是人格的商品化，实际上是降低了人的人格，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且，精神损害不能金钱来估算，不能有一个确定的赔偿标准，所以难以付诸实践。[3] 为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用一种极其不明显的表述有限度、有分寸地规定了一种补偿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通常认为，《民法通则》的该条规定是我国民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标志。尽管该规定比较模糊，且容易引发学理界的争论，但自《民法通则》生效以来的长久实践无疑已经表明，该规定所确立的这种有限度、有分寸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解决我国涉精神损害赔偿案以及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等方面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的。 在该规定的指引下，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得到了比较稳妥的解决。例如，1988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被称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起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王应发诉作家刘真、《女子文学》、《文论月刊》等被告案以及1992年李谷一诉河南省南阳市《声屏晚报》及该报记者汤生午案等几起著名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便都是在这一时期审理的，《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无疑为这些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在《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之外，为了进一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又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该《解释》成为我国民事司法解释的一大突破。此后，凡是有关名誉侵权的纠纷，只要提起诉讼，无一不带有精神抚慰金或精神损失费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与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相比，我国《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上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还是存在重大欠缺的。因为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侧重于对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与单纯惩罚性或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的精神赔偿制度相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显然难以达到充分保护受害人的目的，甚至在某些时候连最起码的、给予被侵权人一个满意说法的效果都达不到。不仅如此，这种赔偿制度显然也难以起到预防纠纷和减少损害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作用，而“法律规范秩序的目的不在于仅仅将其作为解决纠纷、补偿损失的工具，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和损害的发生……”[4] 纠纷和损害防范功能弱化的法律或不具有防范功能的法律，显然都不是好的法律。 在当今私权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一个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的情势下，惩罚性赔偿已经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普遍适用。美国就是较为重视并已在其立法中明确确立精神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因侵权行为而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的47%，均为包含有惩罚性因素在内的精神损害赔偿。[5]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所确立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较显落后的。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精神生活要求的日渐提高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量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伤害纠纷的日益增多，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要求。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01年2月26日第1161次会议上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则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诸方面问题再次做了具体的解释。该解释部分吸纳了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我国传统民法理论的束缚，拓展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领域，“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一个关于民法方面的司法解释”，[6] 也是我国民法领域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该《解释》尽管有诸多突破，但却依旧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该《解释》明确、断然地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说明，我国《民法通则》是不承认法人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第120条第2款规定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中，法人的赔偿请求权只限于物质方面的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笔者以为，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这是因为，精神损害是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而“法律上的精神活动，是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所以，在法律上，“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法人作为没有生命的社会组织，由于不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因而便谈不上所谓的“精神痛苦”，但法人显然应具有精神利益的丧失。“精神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是民事主体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就等于否认法人的人格，其结果，必然使法人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依据。”[7] 可见，对法人精神损害的否认是《解释》的一个重大缺漏。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以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这表明，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的。假如侵权行为人没有在客观上造成所谓的“严重后果”，则即使其实施了侵权行为，也不要求其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推敲的。例如，在不伤及他人健康的情况下强行抽取他人血液进行贩卖的行为，或者在不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强制或者偷偷摘取他人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等，显然没有在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但如因此而否认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对被害人而言，明显是有失公平的。 以上两点表明，该《解释》所做的突破，依旧是比较有限和保守的突破。当前，随着社会进步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因此相伴而来的人们对精神健康要求的越发重视和提高，这种立法规定的欠缺已经越发明显和暴露，进一步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经成为我国正在讨论制定的未来《民法典》的一项重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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