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无罪辩护」不能为了“抓坏人”而冤枉了一个“可能无辜的人” |
| 释义 | 裁判规则 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虽经反复侦查、调查，但所得证据仍不能确认有罪，但又无法排除重大犯罪嫌疑。对这样的“疑罪”，应该认定为“无罪”。 案情简介 某日，某楼某单元一楼楼梯后的麻将室处，莫名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灭火过程中，发现家住该单元四楼的马某葬身其中，因过火已经完全变形的尸体蜷缩在麻将室拐角处。 当晚，其丈夫常某某也被消防人员从五楼的外置空调挂机座上救下，与其他几位逃生较迟的邻居一样，肢体也有部分烧伤。 正在人们对火灾原因议论纷纷时，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认定该次火灾系人为纵火，但未分析是如何认定为人为纵火的。 后常某某被公安部门正式列为放火、故意杀人的重大嫌疑人刑事拘留，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指控犯罪 被告人常某某因琐事与其妻马某发生口角，常某某用手扼压马的颈部，致马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常某某将马的尸体运至该单元一层楼道内纵火焚尸，并致火灾，邻居谢某因被火烧后外伤致重伤、宋某烧伤，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 辩护要点 （一）被告人的供述系在刑讯逼供下作出，应当排除非法证据 在我国多年沿袭的侦查模式中，采取各种方法“拿下”被告人认可犯罪事实的口供，成为定案的核心推动力。本案中，因为没有对于纵火、杀人行为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现场视频等可以直接证实犯罪行为的证据，常某某的口供成了直接证明案情的证据。 1.常某某曾经作出的有罪供述，系在刑讯逼供下作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常某某当庭供述，结合十多份常某某有罪供述的笔录时间（绝大多数为夜间审讯），足以证实，在常某某不承认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其被采取强制措施数月后的10余天的时间内，侦查人员共6人分3组，不分白天黑夜，车轮战审讯，逼迫常某某作出虚假供述，编造出夫妻间因“琐事”发生争吵、互殴的情节，以圆“动机”之说。 在这十多天车轮战之后，审讯恢复正常，常某某再也未作过有罪供述。 而且，即使在有罪供述的多个细节上，多处存在严重差异，与众多证人的说法无法吻合。 2.常某某有罪供述与无罪供述次数存在比例问题、重复性问题，不应作为认定供述真实性的依据 公诉方认定常某某作出了39次供述，其中采取强制措施后有29次供述，包含15次有罪供述、翻供10次，并以此认定其有罪供述稳定可靠，但常某某当庭供述作出的笔录至少50~60次之多，有罪的大概5份，而且是在特定的时间内。 更为重要的是，公诉机关并没有将被告人的全部供述笔录提交法庭。 在此种情况下，难以获知全部供述的真实情况，已经严重违背了证据都要经过法庭质证的基本原则。 因此，供述的次数以及被告人常某某在多次内容相似的笔录上签字，没有理由成为认定口供真实与否的参考依据。 （二）《尸体检验报告》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对本案无证明力，且出庭的法医证词自相矛盾 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某法医鉴定所作出的《尸体检验报告》结论称“右侧舌骨大角骨折……不排除马某被扼压或掐勒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无论从法医学的角度，还是从汉语言文学的角度分析，“不排除……”至少包含有以下两种情形: ①不排除某一结论，就是倾向于该结论，但也不否认其他的可能性存在； ②“不排除马某被扼压或掐勒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是指“不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而不是“不排除被扼压或掐勒颈部”，“不排除”是限制“机械性窒息死亡”的，而“被扼压或掐勒”则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修饰定语。 另外，负责鉴定的原法医关于“不排除”的解释，则是很明显的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其一方面说“马某活着冲入火海是可能的”，继而又确认本案是“死后焚尸”，两者显然构成重大冲突。 （三）由于现场已被破坏，《现场勘验笔录》不具有证明力 对于案发现场，一楼麻将室中尸体的位置，消防队员的证词证实，在灭火时，使用了5分的水压，也就是在4~5米内足以将人冲倒的力量，对麻将室的地面、墙壁进行喷水，巨大的水压已经造成了尸体的变动，勘验所依据的尸体位置已经不是原始位置，因此对麻将室的勘验报告不具有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 案件结果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常某某犯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判决常某某无罪。 案件意义 在常某某杀妻案的审理过程中，所有人都有其理由认为常某某是纵火杀妻的罪魁祸首，必判死刑无疑。 这些理由包括，起诉书指控的马某是在四楼家中被杀死后移至一楼纵火焚尸；常某某与马某因有自闭症的孩子而感情不睦；常某某的感情生活是否有问题等。 人们都在猜测，什么时间能够判处常某某死刑。 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不会重现，我们该如何审判一个人呢？答案是只能依靠现有的证据和审判程序尽可能的去还原案件事实，其他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都不应当左右判决的结果。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源。 现代司法尊崇的一个理念，叫“疑罪从无”——侦查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虽经反复侦查、调查，但所得证据仍不能确认有罪，但又无法排除重大犯罪嫌疑。对这样的“疑罪”，应该认定为“无罪”。 这就是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宁可放过一个“可能的坏人”，也不能为了“抓坏人”而冤枉了一个“可能无辜的人”。 “不冤枉一个好人”是正义的底线，只有不冤枉好人，才能保障更多普通公民的安全。 此案的判决，体现的是正是我国法治环境的进步。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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