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如何办理好抗诉案件 |
| 释义 | 抗诉案件的处理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实行监督的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表现为抗诉，依现行法律的规定，民事案件抗诉的条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依据的因素及其标准，那么实践中如何做好民事案件抗诉工作，对于保证民事案件抗诉的质量，提高民事审判监督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促进公正执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正确理解民事案件抗诉条件是办好抗诉案件的基础 二、"敢抗、会抗、抗准"是办好民事抗诉案件之关键 办案是行使民事检察职能的载体，是民行检察的主旋律。在掌握了民事案件抗诉条件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做到敢抗、会抗、抗准。 首先，敢抗是办案人应具备的思想素质。敢抗，就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依法履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职责，要克服畏难情绪和精神状态不佳问题，要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依法监督，维护法律尊严的勇气，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坚决提出抗诉，不以法院是否改判作为提出抗诉的标准。 其次，会抗是办案人应具备的业务素质。会抗，就是要在办好民行案件上下功夫，使抗诉有理、有力、有据。对每一起案件都要真心接待当事人，细心审查原审卷宗，认真的调查取证，处理案件要公正。还要积极促进再审改判，主动与法院沟通，有效地维护法律实施的严肃性，提高监督的法律效果。同时，要搞好服务，牢记执法为民的宗旨，对不能提抗的案件做好息诉工作，化解矛盾，促进安定，提高监督的社会效果。 最后，抗准是办案人必须坚守的一条原则。抗准，就是正确把握抗诉条件，按照法律规定，严格把好事实关、法律关，确保案件质量。抗就要抗准、抗赢，才能有效提高民事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才能使民事抗诉案件最佳结案。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积极意义 1、确立了民行检察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 《规则》的第二条将人民检察院进行民行检察监督的价值定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定位回答了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检察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将检察监督置于超脱的法律地位。人民检察院既不是诉讼当事人，又不是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居中的法律监督者，其介入民事诉讼不会引起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与传统的“维护司法公正”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价值取向相比，《规则》的规定更趋于多元化、系统化。且这一多元的价值体系是统一的，皆明确了检察监督具有国家强权干预私法的性质。同时价值取向之间又有一定的位阶，置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余为次位阶价值取向。当次位阶的价值取向与高位价值取向相冲突时，自然服从高位阶的价值取向。深刻领会此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规则》中各项规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规则》。举例说，《规则》的第四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可以作为人民检察院受理民行检察案件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否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以公权力的方式干预私法呢?回答显然不是。比如当事人已对民事权利义务达成和解协议或是双方均表示服判息诉，且已生效的判决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就没有“发现”的必要。此时，“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就超越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就必须在“私法自治”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由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和特征所决定的。《规则》在总则中的另一显著规定是在第三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确立为民行检察的办案原则，这一规定是民行检察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重要标志。大家知道，在民行检察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广泛地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旨在要求广大民行干警在思想上消除“检法一家”的顾虑，大胆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应该说这一策略对近年来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起了政策上的动员作用。但是随着民行检察的视野不断开阔，随着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以“敢抗、会抗、抗准”来作为执法的指导性意见，则显得力所不逮。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写进了《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之中，这次又将此三项原则原本地移植到《规则》中来，以此作为人民检察院办理民行案件的整体性指导意见，这一举措代表了民行检察发展的方向，提升了民行检察的理论层次。 2、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纵观法学界，对于民行检察的探讨大都局限于民行检察在程序上的矫正功能，如检察抗诉引起再审程序是否具有合理性等，而鲜有对民行检察这一制度设计本身的检讨。可以认为，在《规则》颁布以前，有关民行检察自身的程序性要求几近荒芜，仅仅是在《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中有零碎的反映。 此次《规则》的出台在程序正义方面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1)、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规则》从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开始到申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一系列环节，清晰、系统地展示了民行检察的办案流程，在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表现为时间顺序上的递进性和不可逆转性，将散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暂行规定之中的和两大诉讼法有关检察监督的原则性规定之中的相关程序事项在时序上统一于一个整体，增强了可操作性，体现了《规则》的严谨和规范。 (2)、程序的公正性方面。我们知道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正义的核心要求。这里所谓的公正性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对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要保持中立性，不偏袒任何一方。《规则》的总则中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都有此项要求。不仅如此，这种程序的公正性理念同样渗透在分则的相关规定之中，比如《规则》第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等等。 (3)、程序的期限性方面。程序的期限性是指程序正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法谚称“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这个道理。实践中，民行检察的办案期限长严重地制约了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等，但缺乏程序的期限性规定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次《规则》的出台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在《规则》中比比皆是，如第九条关于受理后应当作出处理的期限、第十二条受理后应当作出立案的期限、第十四条有关案件审查终结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 3、拓展了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唯一方式。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人民检察院仅仅依靠此项手段并不能完全有效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如对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或者对与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活动无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就没有明确的依据。《规则》在第八章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监督途径，拓展了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和工作空间。对于理论界讨论的“提起诉讼”和“执行和解”两种监督方式，《规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予以采纳。其原因是“提起诉讼”的方式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相抵触，而“执行和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定称谓，以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为前提，不涉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 4、对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但是对这些抗诉条件作何种理解，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基于此，《规则》对两大诉讼法所规定的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如《规则》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等四则条文。以上条文的内容为我们如何统一认识和正确把握抗诉条件提供了参照系。无疑，《规则》出台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尤其深远的，涉及的成功方面仍有很多。例如对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作了必要的限制;对抗诉的审级问题认同了“同级抗同级审”和“同级抗下级审”的审级模式;对长期困绕我们工作的文书格式作了规范和统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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