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 |
| 释义 |
法律主观：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第六十三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人民法院审理商标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材料、工具，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得在仅去除假冒注册商标后进入商业渠道。一、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应当缴纳费用。要求当事人在办理商标事宜时缴纳费用，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因为商标注册、管理、复审机关在审查商标注册申请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时，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此外，规定办理商标事宜应当缴纳费用，即要求商标专用权人在取得、保护其商标专用权时支付一定的成本，有助于商标专用权人更加积极地维护其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信誉，保护其商标专用权不受他人侵害。二、办理商标事宜的具体收费标准另定。由于商标注册、管理和复审环节很多，哪些业务缴纳费用较为适宜，收取费用的标准如何规定，情况较为复杂。此外，收费标准也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不在本法中作具体规定比较合适。因此本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具体收费标准另定。根据目前的实际做法，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收费标准是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共同制定的，主要包括受理商标注册费、受理转让注册商标费、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受理商标评审费、出具商标证明费、商标异议费、撤销商标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费等收费。商标，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角度划分为八大种类。1、根据商标的构成来分类，可分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图形与文字组合商标；2、根据商标的用途和作用来分类，可划分为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3、根据商标拥有者、使用者的不同来分类，可划分为制造商标、销售商标、集体商标；4、根据商标的管理来分类，总体上可划分为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5、根据商标使用人对商标的使用动机来分类，可划分为联合商标、防御商标、证明商标；6、根据商标的寓意来分类，可划分为有含义商标和无含义商标；7、根据商标使用的方式来分类，可划分为主商标、分商标、商品群商标、具体商品商标；8、根据商标的载体分类，可划分为平面商标、立体商标、音响商标、气味商标；
法律客观：
从该条的表述看，在同种商品、相同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四个要素之间，至少形成4种涉及商标侵权的关系：未经许可在同种商品上适用相同商标；未经许可在同种商品上适用近似商标；未经许可在类似商品上适用相同商标；未经许可在类似商品上适用近似商标。需要说明的是，这4种关系并非类型化的商标侵权行为，商标侵权判断的关键仍在于是否构成“混淆”或有“混淆之虞”。因此，适用商标法第57条的正确逻辑是：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推定足以造成混淆、构成侵权，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未经许可“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并不必然导致混淆；未经许可“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只有足以造成混淆时，才成立商标侵权行为。同时，在“同种商品”、“类似商品”的认定中，可以有效利用尼斯分类和《区分表》作为客观推定依据：在尼斯分类和《区分表》中属于同种商品的，推定为构成“同种商品”，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在尼斯分类和《区分表》中属于类似商品的，推定为构成“类似商品”，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相反证据指使诉争商标涉及的商品之间因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竞争或替代关系等方面被认定为构成“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证据。我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我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其中，“类似商品”的认定与商标侵权的“混淆”理论始终存在逻辑问题，本文不揣浅薄，对认定“类似商品”（包括服务）的正确逻辑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在商标侵权“混淆”理论中，“混淆”特指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或有关方面的错误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11条将“类似商品”定义为“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因此出现了以“混淆”作为“类似商标”的认定标准，认为“混淆是判别‘类似商品’的基本原则”的观点，司法实践中也有多份判决支持以“混淆”作为判定是否构成“类似商品”的标准。然而，以“混淆”作为“类似商品”的认定标准，存在严重的逻辑循环和因果倒置问题：认定混淆取决于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混淆又是衡量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标准。有学者试图通过区分“混淆”的对象来解决这一逻辑问题，其认为“认定‘类似商品’时的‘混淆’是指产源上的混淆，而认定商标侵权的‘混淆’是指商品使用价值上的混淆”，但问题是“产源上的混淆”与“商品使用价值上的混淆”有时很难区分，况且仅以“产源”的混淆作为“类似商品”的单一判断标准，容易忽略了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这些可以影响商标是否类似的因素。解决上述逻辑问题，关键在于把“类似商品”与“混淆”均视为判定商标侵权时考虑的因素，明确“混淆”是商标侵权的判定标准，而非“类似商品”的认定标准。事实上，“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不是一个是与否的概念，而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在“类似商品”的认定上，如果“类似”与否是“有”、“无”的问题，则从“类似商品”到商标侵权的判断就是客观性、类型化的问题，即只要有未经许可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如果“类似商品”只是商标侵权判定要素之一，那么商品与商品之间构成“类似商品”的，只是加剧了混淆的可能性，并非绝对导致混淆，也不会必然成立商标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行为，最终取决于是否有证据证明存在“实际混淆”或有“混淆之虞”。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多个案例均把“混淆”视为商标侵权而非“类似商品”的认定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以下简称尼斯分类）和《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是认定“类似商品”的“参考”，而非依据。“参考”的另一层含义是在司法程序中可以把尼斯分类和《区分表》视为推定商品类似的客观标准，即诉争商标涉及的商品在尼斯分类和《区分表》属于类似群的，推定为构成类似商品，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诉争商标涉及的商品并非类似商品。在司法程序中明确这一点的价值是：其一，增加商标侵权判决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增强司法公信力。如果“类似商品”的判断完全依赖主观标准，则不同的法官将有不同的视角，使“类似商品”的判断充满了主观性，而“类似商品”又是认定商标侵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类似商品”判断的主观性将增加商标侵权判决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使商标侵权的司法判断在公众眼里成为“变色龙”，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其二，提高司法效率。完全依赖主观标准认定“类似商品”，则法官需要在审判过程中对影响“类似商品”认定的众多因素一一进行判断，但如果把尼斯分类和《区分表》视为推定商品构成类似的客观标准，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直接依据尼斯分类和《区分表》进行推定。将尼斯分类和《区分表》视为推定“类似商品”的客观标准并否认“类似商品”认定的主观标准。相反，“类似商品”认定最终需取决于多方面、综合性的主观标准。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多个判决从商品之间“功能上的辅助性或互补性”、“搭配或配套使用的关系”、“产品与零部件的关系”、“原料或工具的关系”、“商品之间的竞争关系”等方面认定“类似商品”，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主观标准。同时，“类似商品”认定主观标准的适用还可参考以下要点：其一，商品的类似程度越高，越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诉争商品的类似度越高的，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概率也就相应增大。同时，诉争商品的类似度越高的，原告对其他影响“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主观判断的因素之证明也会相应减少。其二，“类似商品”的认定本身不应考虑诉争商标的驰名程度。“类似商品”是商标侵权判定考虑的要素之一，诉争商标的驰名程度也是商标侵权判定考虑要素之一，两者共同影响商标侵权的判断，不存在因果关系。诉争商标驰名程度越高的，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与诉争商品的类似程度并无关系，不宜以诉争商标的驰名度来扩展类似商品的范围。此外，我国对注册驰名商标采取跨类保护，如果可以根据商标的驰名度而扩展“类似商品”的范围，那么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就毫无意义。
|
| 随便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