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家务劳动的法律属性 |
| 释义 | 家务劳动的法律属性 广义上指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等。家务劳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孩子的出生、老人的生病都会使家务劳动内容发生变化，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情感和爱心。 为什么家务由女性承担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的职责范围所作的明确划分，后来逐渐演变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性别制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写到：“男女分工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侵犯。分工的用处并不只是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就是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其实质是男尊女卑意识形态。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古代氏族社会，“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恩格斯)“男主外，女主内”，便成为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自然分工。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观点，这种分工是源于男女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男子在劳动强度大的领域比较有优势，而女子在家务劳动较之男子比较有优势，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 生理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很难对今天依然存在的男女两性在家务劳动负担上的不平等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可以说，家务劳动负担女性化，是一种由男权主导的性别体制的产物。在这种性别体制中，决定女性在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和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家庭成为男性免费使用和支配女性劳动力的场所。家庭中的男权中心是社会男权中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缩影，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仅诠释着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反过来也在推动、强化着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 家务劳动的价值评价 家务劳动通常指为了维持家庭而做的没有酬劳的、没有交换价值的无偿劳动，它既不是流通货币，也不是固定资产。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认为，家务劳动是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像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家务劳动是社会成员从事其他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家庭中可口的饭菜、舒适温馨放松的生活环境，是社会成员进行其他价值创造所需。只有房子、财产，而缺少营造关怀、温暖、温馨的包含爱心的家务劳动，这个家，要么变成垃圾场，要么成为争吵的根源，要么荒芜了孩子的前程。 家务劳动，在未来与现实意义上具有两个重要的价值：孩子是未来，家务，事关家庭成员的现实生存和需要;财产、房子都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物质基础，家务劳动是维持家庭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手段和基本方式。 家务劳动具有经济价值。首先，家务劳动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正常工作收入而言，具有支持和保障作用;其次，家庭主妇从事家务劳动后，托儿费、保姆费、保洁费、洗衣费等诸如此类的家庭开支即可减少，而节省开支本身，实际等于在创造收入。正因为如此，家务劳动不仅有经济价值，其价值还可以予以评估。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中，丈夫买房子，妻子照顾一家老小，并支持丈夫的事业，但因此影响了她获得更多的收入，由于他们不处在平等的位置，因此，法律上形式平等地对待他们会导致实质的不平等。 人们会喜欢美食、种花，也愿意享受休闲和天伦之乐，但是，绝对不会喜欢擦洗油烟机、清理厨房地板、清洁浴室、打扫烤箱、提着菜篮子去拥挤的超市和杂货店购物。 在我国，大部分最费时、琐碎、重复、枯燥无味的做饭、洗衣、清扫整理和照料孩子等家务仍主要由妻子担负，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超负荷劳动。 男性期望女性做大部分的家务，而女性期望男性至少作为助手承担一半的家务，或者即使不参与也应当认可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 即使女性是一个全职工作者，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比男性大，仍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工作，不公平的家务分配经常引起家庭争吵，没有人愿意去做重复、琐碎、繁杂又得不到认可的家务，但是必须得去做。 如何保护家务劳动的承担者 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将家务与就业放在同一层面上作出规定，表明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就是就业，从事家务劳动与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社会职业，本质上具有等同意义，只不过是配偶双方协商一致分工不同而已。 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提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如果在分割婚姻财产时，实行均等分割将导致结果不公平，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代替均等原则。 1960年，日本学者矶野富士教授在《妇女解放的论述》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还有生产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英国的《婚姻诉讼程序及财产法》第五条规定，法院基于离婚判决决定财产转移时，应考虑家事劳动的贡献。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规定只是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但这一规定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过于狭窄、苛刻。 我国婚姻法可以在婚姻的效力中作出明确规定，明确家务劳动是为家庭提供生活费，或者说是为了家庭而减少生活费的一种方式，这种劳务行为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有效的职业性的法律行为，并明确离婚后的家务劳动仍具有职业性的延伸价值，以便有效地保护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通过政策和法律导向，最终促使有关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离婚时，作为代表司法制度性权力的法官，拥有很大的裁量权，法官有权界定纠纷中的权利、利益和责任，而判决如果不考虑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出，往往不一定能反映婚姻期间当事人在家庭中的扶助义务或其他承诺预期。 法律应通过衡量价值、培养法律意识等形式塑造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中保护女性，同时摧毁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性别意识形态，发挥影响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 家务劳动有经济价值，离婚时立法和司法应该把家务劳动折换成家庭财产予以分割，如此达成男女的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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