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 |
法律主观：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 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若是协商不成可以 申请劳动仲裁 维权
法律客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所谓过高违约金标准的具体量化，为司法实践认定违约金过高和为当事人合理约定违约金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由于该条款只对违约金过高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过高违约金的认定多不明确。此次新《解释》明确提出以超出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认定约定违约金过高的依据，即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在超过实际造成的损失30％以内都视为合理不算过高。从而给司法实践认定约定违约金过高和当事人合理约定违约金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标准，使其有章可循。违约金过高调整方法：1、以实际损失调整违约金；2、以迟延给付一年的赔偿额不超过欠付的本金为限予以调整；3、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乘以四倍计算违约金；4、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6条，即“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5、将过高的违约金数额减少到损失的2倍额度；6、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的总值为限”酌情予以调整；7、不采用固定比例或上限的调整方法，完全由法官根据不同案件进行自由裁量。三、对违约金约定“过高”进行调整的具体操作对违约金“过高”调整标准的正确理解在是否应当对违约金“过高”确定调整标准的问题上，如前文所述存在争议。前文第7种观点认为，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应该确定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固然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应当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加以行使，否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是无序的，这也不符合《合同法》第114条的立法本意。在违约金“过高”调整问题上，该限定的范围就是，为如何认定违约金“过高”寻找一个相对统一的衡量标准，即对违约金的“上限”予以明确。因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其实质已经为违约金的调整规定了下限标准，即“违约造成的损失”，违约金“过高”调整的最低下限就是“损失”，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违约金“过高”的认定寻找“上限”。然后让法官在“下限”和“上限”这两个点之间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调整。所谓违约金调整的标准，并不是简单地指确定某个固定的调整比例，其实质包含两层含义：1、为违约金“过高”的认定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上限”尺度；2、确定法官在该“上限”范围以内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此外，对违约金“过高”进行国家干预固然是必须的，但同时也要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充分发挥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国家干预的程度如何，不仅是确定调整标准的前提，也关系到如何真正体现合同法该条款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合同法虽然给予了法院和仲裁机构调整“过高”违约金的权限，但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能动性应有所节制。应该认识到，此类司法变更不应该成为交易活动中的常态。［2］对违约金“过高”进行调整的现象不应该在审判实务中大量存在，更多的合同案件仍应当充分体现合同自由，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在调整标准的问题上，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上限”，即相对于“损失”这个“下限”基点而言，“过分高于”这个“上限”调整点的确定应当较高，让大量的约定违约金处于“过分高于”这个点的下方，法院和仲裁机构只对少部分明显不合理和不能接受的违约金进行调整。违约金最高限额是20％，过高就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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