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 认罪判无罪的法律规定是怎样的 |
释义 | 即便被告人始终稳定认罪,依然存在自首的被告人可能不是真正肇事者的可能。所有的证据,尚无法认定其为具有绝对排他性的本案交通肇事者。这也就是说,法院对余某的有罪供述无法查证属实,全案证据还没有达到确凿、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法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事实上,长期以来,“认罪伏法”在司法实践中都被认为是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的一种表现,法庭对这样的当事人,常常会酌情予以从轻量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也会使案件的审理变得比较便捷,避免了因他们否定罪行而增加的大量举证、质证方面的成本和负累。正因为如此,刑事案件的侦讯部门都非常看重嫌疑人口供,在一些极端状态下,还发生过采用欺骗、利诱等非法手段取得当事人供述,乃至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强行逼取口供的事件。 口供的不自愿性和虚假性,是以往造成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缘由。不过,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刑事证据规则的建立,包括暴力等手段在内的司法取证行为已被明令禁止,立法机关通过更严格的程序设计,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严把证据关,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真实性予以甄别,对刑讯逼供取得证据的效力,坚决加以排除,不予采信。这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法领域中尊重与保障人权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号得以落实的具体步骤。 一、“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的弊端 根据通说,所谓酌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上未明文规定的,而是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情节。刑法学界在论及酌定量刑情节的范围时,大多数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1)犯罪动机;(2)犯罪手段;(3)实施犯罪时的环境和条件;(4)犯罪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5)犯罪侵犯的对象;(6)犯罪人的一贯表现;(7)犯罪后的态度。[2](p278)可见,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都将“认罪态度”纳入酌定量刑情节中予以考虑,由于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灵活性,引发了司法实践对“认罪态度”的模糊认识,以及“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度的严重悬殊等一系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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