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宋代女性的婚姻自主权是怎样的？ |
| 释义 | “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女性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了古代妇女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男性的附属品。美国学者梅里·威斯纳-汉克斯对此评论道：“妇女不具备作为个人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在世界上许多成文的法典里都是普遍的特点，它们有时把妇女看成是某种形式的财产。19世纪或20世纪之前，在大部分的文化里都明确确立了夫权妻从的关系。”婚约解除权宋代以降统治者奉行农商并重的政策，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动摇了传统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社会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全民皆商，不惮言利，甚至连婚姻也不再固守门当户对，而是以求资财。北宋名臣蔡襄在《端明集·福州五戒文》中就对婚姻论财的风气予以严厉批判：“婚娶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两宋时期，女性婚姻自主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在面对婚姻的不幸时，一些妇女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素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南宋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为了达到与二婚丈夫张汝舟离婚的目的，不惜身陷囹圄，也要检举、揭发张汝舟骗官行为。作为南宋判词之集大成者《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就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妇女为了婚姻自由如何斗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古代通常情况下婚姻成立的先决性条件。除此之外，婚姻的成立还要履行一定的形式，即订立婚约，而婚约的订立具有法律效力，《宋刑统·户婚律·婚嫁妄冒》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大意是说女方接受了男方婚帖求婚以及订婚前女方知道男方有老、幼、疾、残、养、庶等情况，抑或虽然没有书面形式的许婚，但接受了男方聘礼的，女方如反悔，则杖六十；如果有婚约在身又与他人订立婚约的，杖一百；与他人成婚的，判刑一年半。但《清明集·卷九》则确立了“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的规则。在“陈鉴诉刘有光不肯将义女魏荣姐还亲”一案中，判官经审理认为，陈、刘两家系世交，在商议订婚之时立有婚契，可谓“既亲且契，尽善尽美”，只因男方无故拖延五年不与女方成婚，导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约。尽管本案中的男方不愿解除婚约，但他违反了“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的规定，判官据此判决双方解除婚约。该条法令实际使女方在一定条件下享有解除婚约的权利，相较以往女方毫无婚约解除权无疑是一大进步。离婚自主权在“夫为妻纲”宗法等级制度下，离婚目的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夫权。宋代的离婚制度和前朝一样，依旧遵循着传统的“七出三不去”“义绝”“和离”等基本原则，但所体现的离婚权均掌握在丈夫手里，正所谓“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清明集·妻以夫家贫而仳离》），但从《清明集》所载案例以及当时相关法律来看，宋代也赋予了女子一定的离婚自主权。丈夫外出多年可离婚改嫁。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诏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时京城民既娶，浃旬，持其资产亡去。而律有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其妻迫于饥寒，诣登闻上诉，乃特降是诏。”意思是说，根据此前的规定，丈夫骗取妻子财产逃亡的，妻子只能在丈夫逃亡六年后才能要求离婚、改嫁。对此，有人认为不合理，遂提请修改政令，随后明确了只要丈夫骗取妻子财产逃亡的，妻子即可申请离婚并改嫁他人。到南宋时，又确立了“夫出外三年不归，听改嫁”，这比“亡夫六年改嫁之制”又明显进了一大步。丈夫犯罪被移乡编管听离。所谓“编管”是指将罪犯流放远方州郡，编录当地名籍，限制人身自由，进行监督管束的一种刑罚，为宋代所独创，多适用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前文提到的李清照状告其夫张汝舟骗官案，“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宋代规定举子参加科考到一定次数、取得一定的资格以后，可以直接授官，而李清照检举张汝舟是靠虚报科考次数取得的官职的，张汝舟因此获罪被免除一切官职，并被编管至柳州服刑。《宋刑统·斗讼律》规定，“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李清照冒着“徒二年”刑期也要状告张汝舟，目的在于张汝舟入罪，符合“编管听离”的离婚条件。丈夫将妻子雇于他人两离。《清明集·卷十》在“官族雇妻”一案中，确立了“雇妻于人，同和离法。”北宋宰相陈旭五世孙陈思永之女嫁给吴子晦为妻，吴子晦因家道中落，不能自立，遂将其妻陈氏安置于亲戚陈秀渊家中，陈氏则在陈秀渊家中以做针织活为生。陈氏之母刘氏不忍女儿沦落于此，影响陈家名声，于是提起诉讼。从法律上讲，将妻子雇佣给其他人，可以适用“和离”之法，判官判令吴子晦与陈氏离婚，但考虑到具体案情，判官并没有完全按照上述规定断案，而是判令陈氏暂时由其母亲刘氏带回家中，如果吴子晦有能力供养陈氏，那么可以让陈氏与吴子晦继续和好，否则，允许刘氏将女儿陈氏改嫁他人。夫欲弃妻而行诬准妻离婚。南宋著名判官胡石壁在处理“夫欲弃其妻诬以暧昧之事”一案中，准予了妻子的离婚请求。根据《宋刑统·户婚律》的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即不存在法定离婚情形时，丈夫强行休妻则构成犯罪。南宋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男子，在妻子虞氏不存在“七出”和“义绝”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便以虞氏与人私通为名，提起诉讼。在胡石壁一再追问之下，江滨臾不敢再称其妻与人私通，却又诬陷虞氏盗取江家财产。胡石壁判词写道：“今江滨臾撰造事端，以鸟兽之行诬告其妻，虞氏亦人尔，尚何面目复归其家。虞氏既称情事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江滨臾诬告其妻，其妻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判官尊重虞氏的意见，判决他们离婚，并判“江滨臾勘杖八十”。丈夫同居亲强奸未遂听离。《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妻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其愿离者亦听。”《清明集·卷九》在“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一案中，判官蔡久轩认为，阿吴受公公胡千三的调戏，“虽未成奸，然举措背离甚矣，阿吴固难再归其家。”判官认为如果强行判令阿吴再回到胡千三家，则有可能引起阿吴投水自缢之祸，同时又指出，“然背夫盗嫁，又岂可再归胡氏之家。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判决同意阿吴改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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