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 旧文转发:做律师一定要有政治智慧 |
释义 | 【旧文转发按语】这是一篇我在2006年7月写的文章,首发在天涯论坛上,然后在8月修改后重发。无论是首发还是重发,都遭遇了各路愤怒青年狂风暴雨式的砖砸,说各种难听话的都有,似乎我这文章的立志背叛了全体律师,骂我是假律师、伪律师、骗子律师、江湖律师,也有人说我是投机钻营的律师、拍马屁的律师、芙蓉律师等等。 这么多年的网络生活获得两种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一方面要面对各种各样网友的攻击,而且经常会引来群体的攻击;另一方面作为主管部门又担心我在网上惹事生非,说了不该说的话。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甚至有点麻木了。 作为一名读书人,该说的话还得说,该写的文章还得写。对国家、对社会、对行业及职业等,都是基于深爱的前提下发声。说白了只是尽了一个公民、律师和专业人士应尽的责任。就这样,还是引来网上网下有些人对我的咬牙切齿,但是总不能因此而不说话。因为最终我们都是要面对后人的,在该说人话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律师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个一个敏感的话题,前不久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下发了《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有些年轻的律师对这个意见似乎很不理解,以为这是在限制律师的执业自由,而没有看到这个意见最大的意义在于保护律师,很多叽叽喳喳的声音,正是出于对政治的无知或幼稚造成的。 按笔者个人的理解,该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过程中,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服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以维护稳定社会秩序为己任,一切以服从政治大局为重。如果作为一名律师,如果你没有能力协调好群体性案件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那就请你远离群体性案件,否则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没有人保护得了你。 群体案件其中往往都有合理的诉求,但群体案件中的群体效应,使当事人往往会抱着人多势众、法不责众的心态,在想法和做法上往往会变得胆大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律师如果缺乏应的政治敏感与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往往会陷于“被害者”的心理怪圈,被当事人“愤怒的情绪”牵着鼻子走。 前几年在北京,笔者曾经在俯右街邮局邮寄材料,上访者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把他们的上访信一古脑儿塞到我手里,大概有十余份,回去后我以一名职业的法律人的眼光认真看了这些上访信,我只发现其中有上说的事可能存有冤屈,而且仅仅是一个公安局治安处罚的案件,根本不用兴师动众去北京上访。 所以做律师,在这些敏感案件上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律师也动用习惯“小事变大、大事化繁”的江湖招法,必咎由自取。 前不久,笔者从深圳到北京出差,在北京最大的感受是,深圳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辉煌的发展,但是深圳虽好,谁都不可能把全国都变成深圳。承认差异、接受现实,在此基础上寻求共同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因发展带来的问题,哪怕你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也应是如此,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律师经常生活在社会的矛盾的风口浪尖,一案一诉都事关社稷,所以做律师不仅要有专业智慧,更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说到律师的政治智慧,不得不提及一个人,深圳的宪政律师陈武能,在宪政律师的道路上他几乎二十年磨一剑,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季节,陈武能律师既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法律顾问,又是他们的政治顾问。他开创了中国宪政律师的先河,并成为中国宪政律师第一人。 多年来,陈武能律师经常海外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尤其是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发表意见,观点鲜明、视角独特,赢得海外媒体的关注。以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府、政党的尊严,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律师高度的政治智慧。 因为都在深圳,所以笔者与陈武能律师有过直接的接触,也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他也是我遇到一位可以在思想上进行无障碍思想交流的律师。此次在北京,中国律师网的刘耀堂送了我两本《律师时代》杂志,其中有一篇文章《未来领袖的培养典本》,就是陈武能律师的杰作。笔者读了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深感自己在政治修养与政治智慧上的修炼不足,对该说什么,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把握,虽然一直在尝试着写一些政论的文章,但对度的把握很难掌握,看了这篇文章我明白了,该说的要大胆地说、巧妙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因为政治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对其中的游戏规则不了解,所以才觉得不可捉摸。 历史发展到今天,走的是前无古人之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历史难题,连上帝与佛祖都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一切都要在实践中边探索、边总结、边前进,需要的超乎一切先人的智慧和勇气,绝对不是吃完饭上茅厕排泄那样的智慧能解决的。 在北京数天,免不了要坐出租车,我曾经向一位司机请教其对邓小平的评价,虽然这位司机对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就中只字未提,反把政府腐败、司法腐败、贫富差距都归罪于改革开放了。这是我遇到的心态最负面的一位司机。 我告诉司机: 1、深圳人、香港人、海外华人对邓小平的评价非常高,对他的评价是,邓小平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位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伟人。 我出生在农村,世代都是农民,在农村分田到户前我没有吃饱过饭,我没有吃饱饭意味着我的祖祖辈辈都没有吃饱过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人可以天天吃饱饭了,很显然,也就是说有一个人知名度改变了中国人吃不饱饭的历史,一个人能让十三亿人吃饱饭,这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 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方面继续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深层次的意义,南巡讲话后来发生的社会效应,彻底改变了中国人重农抑商、轻商、厌商、仇商的落后观念,在观念上解放了中国人。一个人改变十三亿人的观念,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深圳,你知道深圳为什么会成功吗?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只不是宝安县境内的一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小镇。1949年深圳获得解放,中英关系交恶,从1951年起封锁了深圳与香港的边界。在此后的二十年深圳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偷渡,当时宝安县的人,生下来就开始学游泳,就是为了长大了偷渡香港。解放30年,宝安县的人口,几乎没有太大的增长,新出生的人口中大部分都偷渡到去香港了。关于偷渡到香港人数,民间保守统计,参与者不下100万人,成功者至少有三十万人。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加工贸易飞速发展,缺乏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对偷渡来香港的大陆人,是来者不拒,有一段时间是偷渡到香港的人上午到下午就能上班,而且发给香港居民证。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深圳边防部队无力防守,就把偷渡事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上报到了邓小平面前。邓小平沉默了好一会儿,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也是后来建设深圳特区的最早的福音,自从深圳建立特区后,不仅没人偷渡香港,相反偷渡到香港的人,首先带着他们在香港辛苦积蓄的钱,参与深圳特区的投资与建设。从加工贸易、开店设厂、娱乐休闲、房地产的开发等等,大促进了深圳的特区的建设和开发。如果没有特区的政策的吸引回了这批曾经偷渡到香港的人返乡,带动香港人大量地投资到深圳及内地投资,也许深圳特区将与其它三个经济特区一样,很难想象深圳会有今天这样骄人的业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方划了一个圈。”听起来是多么轻松,你知道这位老人要有怎样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划上这个圈吗? 深圳特区的最早的决策者、领导者和建设者,几乎都是冒着牺牲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的风险,换回了深圳特区今天的辉煌。有机会对方看一下《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这本书,会告诉人们深圳为什么是深圳。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我在深圳博物馆呆了两天,又访问了一些老宝安县的朋友。 4、说到腐败与贫富的两极分化,我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更杰出的人来把问题解决得更好吗?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领导过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人能做的比中国已有的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做得更优秀,因为历史造就了他们,他们又造就了历史。 听完我的话,司机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好奇地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 最后我说:作为历史中的人,我们都很幸运,能赶上今天这样的好时光,所以要倍加珍惜,充分利用这大好的时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也不要忘记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 到达目的地后,司机用感激的神情对我说:谢谢你让我长了这么多学问。 能侃服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我也觉得自己挺有成就感的,随后我在上海又侃“晕”了一位送我去机场的上海司机。 最后我想再说一个人,北京的刘铁锋老师,他从中央某部退休后,不辞辛苦在全国到处为企业讲学,把自己一生的所知所学无条件奉献给社会。 有一次我送到去深圳宝安机场,恰遇飞机晚点,老天多赐给两个多小时的额外的学习时间。他告诉我:一个为国家机关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深知领导这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太难、太难了;地方上所有的小问题到了中央都是大问题,当一名中国的领导人太难、太难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和中国人,能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一份力,一方面传播先进的管理思想、文化,为国家的决策和发展献计献策,这也是我们的本份。 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尽好每一个人本份,这就是每一名中国人应有的政治,也是一名职业律师的政治。 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做律师不仅要懂政治,更要有不同于常人的政治智慧,这也是一名律师的本分。 邱旭瑜律师(天上的虫子) 2006年7月26日上午9时30分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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