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律师执业] 律师在看守所的所见所闻 |
| 释义 | 看守所，一个羁押涉嫌犯案者的地方，一个多年来身处公众视线之外的地方。高墙之内是怎样的环境？里面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仅有少数与其有接触的人群能略知一二。频繁奔波于不同的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刑事辩护律师们，便成了看守所的最佳观察者之一。 十多年前在云南工作过的知名律师张*鸿，两年前开始在微博上发文，陆续回忆他见过的看守所，组成了一幅《看守所百态》。其中在云南一些看守所的经历，听起来充满传奇色彩，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十多年来，云南的看守所有着怎样的变化？面对记者，张*鸿曾经的同事、现仍在云南工作的刑辩律师龚*钢做了最好的补充。 “躲猫猫”促使看守所人性化 龚*钢发现，昆明市看守所安了视频系统，被拘押者的家属可以看到亲人的状况了。 看守所与监狱不同，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未决犯是一群等待法院裁决是否有罪的人。进了监狱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具体刑期，但看守所里的人羁押时间不定，从几天到数年不等；监狱允许在押人员的亲属探视，但看守所则绝对不允许。 刑事辩护律师龚*钢在云南工作多年，2010年赴美国进修。去年回来后，他发现昆明市看守所有了变化——“居然”安装了视频系统，可以让被拘押者的家属通过视频，看到亲人在看守所的状况。他发现，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对云南看守所系统触动比较大。事发后，云南多数看守所的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可视化系统，便是昆明看守所管理越来越人性化的体现。 不过，各地的看守所不论软件还是硬件，依然存在巨大差别。 十多年前张*鸿在云南工作时，发现边境地带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常见，常常没有特别的管束措施。他在西双版纳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曾靠在水泥乒乓球台上，依次会见过三名坐在球台旁边石墩上的死囚。 同样是十多年前，张*鸿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当时还叫中甸）遇到了他从业以来见过的“管理最宽松的看守所”。他回忆，那是几个青年打死一个小偷的案子。他走到几个正烤火的人面前，说“我是律师，想会见”。便有一个人站起来给他办手续，之后对着其他烤火的人喊了一声，然后又站起一个人来，说：“我就是当事人了。 现在回想起来，张*鸿仍然记得自己当时震惊万分。当事人跟他一起来到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屋里，那就算会见室了。张*鸿问了那青年几个问题，青年人无法回答，兀自站起来走到门口，朝院子里用藏语喊了一声。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说“有事就问我”。原来这人是那青年人的哥哥、案件的主犯。后来，青年人的哥哥被判了死刑。 龚*钢也曾经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县城遇到过相似的情况。但那都是在条件不完善的偏远地方。在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看守所对死囚的管束措施则是严格按照规定。一审死刑，二审在复核期间的拘押人员都要戴脚镣。会见时，看守要把它锁好，之后才能离开。 昆明市看守所的会见室，以前都是用玻璃隔开，声音传递效果很不好，律师与当事人谈话，有时需要隔空对吼。有时候会见的律师多了，声音还会相互干扰，只能先等旁边的律师喊完，自己再喊。 再后来，为了方便说话的效果，看守所便在玻璃上开了小洞。声音效果稍好了一些。省司法厅曾过问这事，要求看守所的隔离设施做些改进。但是，看守所属于公安系统，不属于司法厅管，司法厅只能站在律师的立场，建议将律师会见室内中间的玻璃去掉，要求看守所避免监听、监视。最后落实下来，多数看守所只采纳了“取消玻璃”这一条。 按照国际惯例，监听、监视是不被鼓励的，一般情况下允许看守看得见，但不允许看守听得见。但在我国，没有明文法律条例规定不允许监听、监视。 再到后来，看守所会见室里的玻璃换成了细铁丝网，说话无阻碍了。但是律师隔着铁丝网从外面看里面的人，总感觉人的面部有点变形。有的看守所玻璃未取消的，仍用电话通话。不过，无论是隔着玻璃还是隔着铁丝网，律师做完笔录后都无法将文件递给当事人签字。龚*钢曾尝试让看守帮忙递进去，但总是很麻烦，最后只好免去签字环节。 有的看守所，要在律师进去前对其进行搜身；有的律师使用金属名片，在搜身时都会被搜出来，暂扣代管，那是检查严格的。但也有看守所出现律师给当事人递烟，甚至送汉堡包的情况。 律师与警察，会见待遇大不同 律师的会见室少，警察的提审室多。很多看守所都有这种现象。 在云南，不同的看守所，手续和程序都不一样。《律师法》规定，律师只要拿着委托书、律师会见证、律师执业证就可以直接去看守所办理会见。但是《律师法》管不着看守所，有的看守所会遵照《律师法》的规定办会见手续，有的看守所会直接拒绝律师会见，把律师打发到办案机关去办审批。 昆明有一位律师曾为“会见当事人难”的事提起诉讼，此后昆明市公安局便统一做出调整，不需要律师去办案单位办理手续，只需要去分局的法制科申请，由法制科与办案民警联系。但这样办的程序仍然不算简化。 在云南，有统一规定的只有昆明市，其他地方看守所的会见问题仍然不是统一的。律师去会见当事人前，需要先打听清楚当地看守所要办理会见需要怎样的手续，否则只能白跑一趟。 昆明周边县区的很多看守所不关女嫌疑人。在这些地区犯案的女子很多被送到昆明市看守所。例如有个案子是晋宁在办，但是嫌疑人被关在市里，提审时办案人员便要跑很长的路，律师会见也要来回跑。 警方人员去看守所见犯罪嫌疑人时，按规定必须穿警服，必须两人一起。但在实际中，律师常常见到一个警察见当事人的情况。有时同案犯有四五个人，虽是两个警察一起去，但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常常分开办案，最后还是出现一个警察会见一个当事人的情况。 律师在办案时常常发现，有的笔录很诡异——一个警察在同一时间里给不同的人做笔录。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律师能指出来，这份笔录就是无效的。但也有“经验丰富”的警察，在笔录上签字时，故意把时间错开。 在很多看守所，都有律师的会见室和公安的提审室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在云南，条件好点儿的看守所，律师的会见室有三到四个，但警察的提审室则有很多。多数时候，律师排着队等着会见当事人，时间拖长了，看守还要提醒律师“能不能快点”，然而此时，警察的提审室却基本是空着的。 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之后，看守所对新进羁押人员的体检做得很严格，身上有什么伤或病，都要明确记录。刑讯逼供一般很少发生在看守所里，而更可能发生在人被关进看守所之前。若嫌疑人在看守所里遭到刑讯逼供，可以立即向看守报告。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声誉，看守所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发生在所内。 看守所里的吃住与劳动 张*鸿经常在一些看守所闻到萝卜汤的味道。他认为，这是因为萝卜易洗、易烹调的原因。 以前的看守所监室，马桶就在睡铺边上，新来的人一般都先睡在马桶旁边。这些年，看守所的卫生设施有所改善。龚*钢有一次见一家看守所正在建设新的监室，发现新监室已经有了相对隔离的卫生间。 龚*钢回忆，有一次，一个看起来挺汉子的当事人，一见到他就开始哭，诉说里面的人如何欺负他，大冬天一进去就让他洗冷水澡，问他要“孝敬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龚发现此人不再畏畏缩缩，而且气色越来越好。“感觉到他在看守所里的地还有一名涉嫌经济案件的当事人，第一次见到龚*钢时，哭着、闹着让律师给他办取保候审。后来，此人凭着自己的医学技能，在看守所给人看病、打针，活动相对自由，许多人讨好他，日子好过了，便未再提取保候审的事。到最后，此人得知自己马上要被释放时，淡定地说：“得赶快把他们孝敬的钱分一分。 说到看守所的伙食，张*鸿经常在一些看守所闻到萝卜汤的味道，尤其是环境逼仄的看守所。他认为，这是因为萝卜易洗、易烹调 该内容由 梁勤栓律师 和 律说律答 共创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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