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矜恤思想对宋代法律文化有何影响？ |
| 释义 | 矜恤思想在宋代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矜，表怜悯、怜惜之情；恤，有体恤、同情之意。在矜恤思想影响下，宋代在司法机关、狱讼程序等方面设计了一系列“哀矜庶狱”的司法制度。该思想的确立亦有其社会基础。宋初，太祖、太宗昆仲承接了晚唐五季以来动荡混乱的社会形势，亟须一改苛政酷刑，以收取民心、稳定海内、迅速确立新政权的权威。为此，宋初统治集团在立法时秉承“临下以简，哀矜折狱”的思想。迄南宋，孝宗皇帝亦重狱讼，要求司法官吏“自今其抵乃心，敬于刑，惟当为贵，毋习前非”，矜恤思想由是影响两宋的司法制度。矜恤思想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在矜恤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建立起诸多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用以调整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在刑事审判中，于犯罪嫌疑人招供前后，分别实行鞫谳分司制和翻异别勘制。翻异别勘制，指在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推翻原来的口供，事关重大案情，一般由另一法官或其他司法机关重审的制度。别勘分为“别推”和“别移”两种。“别推”是更换法官审理。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定制，犯罪嫌疑人经提刑司差官或亲自审问后仍翻异者，依次由本路的转运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推勘。若其仍然伸冤，交由邻路再次审问。如再翻异，由后勘官开具包含犯罪嫌疑人前后所招及翻异缘由的文书，申取朝廷指挥。“别移”为原审机关内由一个部门移送至另一部门重审，如开封府下设左右厅和左右军巡院，“囚自翻变者，并移司别勘，左军则移右军，右军则移左军，府司亦然”。鞫谳分司制即审讯权与检法断刑权分离，分别由不同的官员担当的诉讼审判制度。负责审讯的机关为“狱司”或“鞫司”，负责判决的机关为“法司”或“谳司”，二者各司其职、不相越权。宋朝自中央到地方的司法机关均实行鞫谳分司制。州级司法官员中，录事、司理、司户参军掌管分典狱讼，司法参军负责检定法律。元丰改制后，中央司法机构中“始以大理兼治狱事，后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左以详核，右以叙雪”。翻异别勘制与鞫谳分司制在宋代的实行，有利于遏制司法官吏擅权，进而减少刑狱冤滥，矜恤之义即在其中。南宋大臣周林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如宋太宗年间，寡妇刘氏诬告王元吉一案中，刘氏状告继子王元吉，称其欲毒害她。开封知府在接到诉状后将案件交到右军巡院，由宋廷照审理，但未得实状，案件于是移到左军巡院重审。判官韩昭裔收受刘氏贿赂，将王元吉屈打成招。待王元吉到开封府被引问时，他翻供道出实情：刘氏和人通奸，担心王元吉陈告，于是诬告。由于翻供，案件又移司录司重审。知府见案件复杂，便奏呈太宗。太宗因王元吉毒母证据不足，免死改判徒刑。决杖开始前，王元吉再次称冤并且说出刘寡妇行贿之事。元吉之妻张氏挝登闻鼓鸣冤，太宗御前亲审，令将原推官吏一一逮捕，将此案移送御史台重审，王元吉之冤屈得以昭雪。矜恤思想对狱讼程序的影响宋代狱讼大致历受理、审讯、录问、检法、拟判、聚录签押与判决等程序，在判决之后，亦有录囚等程序。其中，听狱之限、有限刑讯、勾追证人、疑狱奏谳、录囚等方面体现矜恤思想尤重。（一）听狱之限宋代狱讼程序较为严密复杂，故所需的审理时间较长，但刑狱淹滞无疑有碍涉案人的正常生产生活，亦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为体恤涉案之人，促进决狱公正，宋代依据案件的大小、案情的复杂程度，规定了相应的结案时间。首先，规定了各州和中央司法机关的听狱之限。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规定地方诸州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须追捕而易决者”，不得超过三日。中央各司法部门的听狱之限则各不相同。大理寺由于需要决狱天下案牍，所以“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负责详覆案件，所以“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其次，规定官吏决狱逾期的责任。太宗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最后，规定听狱之限延长情形。元祐二年（1087年），刑部、大理寺定制，若有原因可延长听狱之限五日。（二）有限刑讯宋代虽仍承认刑讯的合法性，但出于矜恤犯罪嫌疑人和公正审判的考量，规定大量限制刑讯的条件，以避免严刑拷打产生冤假错案。首先，规定刑讯前置条件。《宋刑统》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不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据此可知，刑讯的前置条件是历经审查言辞内容、逻辑，多次参验证据仍不能判断案件事实，程序上需经过立案同判这一程序，方可拷讯。其次，限制刑讯对象。对于符合年龄要求的老幼废疾，禁止予以刑讯。《宋刑统》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最后，限制刑讯次数。宋律规定，拷讯囚犯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其罪应科罚的数量。（三）勾追证人为矜恤证人，宋廷在勾追、关留期限和越诉等方面予以规定。首先，禁止擅自勾追干证人。干证人在宋代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但非犯罪主体，能为案件审理提供证据的证人。天禧二年（1018年），真宗下诏规定，军巡院审理若需证人，须将其姓名、人数和证明事项报到府中。其次，规定证人关留期限。宋徽宗诏令尚书省规定，干证人经审为无罪时，限二日将其释放。最后，赋予干证人越诉权。《宋刑统》禁止越诉，但南宋朝廷对干证人开例外之门。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降诏刑部规定，干证人若因公事被淹留，允许其家属越诉。（四）疑狱奏谳宋廷为做到“下情上达，庶事无壅”，于是在“防闲考覆，纤悉委曲，无所不至”的狱讼程序中增置了疑狱奏谳制度。所谓疑狱，主要指“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的案件，而“奏谳”则是将疑难案件“具案以闻”，由皇帝或中央有司详覆。由于奏谳历时较长，易造成刑狱淹滞，且有人借此“卖直沽名，侥求升进”、推避责任，故宋廷规定了疑狱奏谳的条件。首先，奏谳案件的重点是“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的大辟案件，并对非疑狱而奏的官吏，科处“违制之坐”。其次，在奏谳程序上，地方奏报的死刑案件需先经监司审查。太宗诏定，疑狱先交由转运司，由详熟格律之人决狱，需要奏报的乃奏。真宗又定制，疑狱需先经提点刑狱司详察、大理寺详覆。但仁宗时放松了这一限制，诏定“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悯、而刑名疑虑者，更不申提点刑狱官，并具案闻奏。”疑狱奏谳的典型案件莫过于张朝复仇案。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张朝的堂兄张念六杀害张朝之父后逃跑，被张朝看见后捉住杀死。审刑院、大理寺断张超犯“十恶”中的“不睦”罪，当处死刑。案件上奏，参知政事王安石认为，“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神宗采纳其建议，免张朝罪刑。（五）录囚录囚，或称“虑囚”，是指皇帝躬自或遣使、抑或上级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巡检监狱、清理滞狱、平反冤狱、以示哀矜的活动。录囚制度肇始于汉，宋狱讼以宽厚、仁恕为本，故录囚之风于前犹盛。录囚之后，还往往伴随着恩宥赦免之制，凡被虑之囚，多得原宥，或降刑，或免释。宋太宗多次躬自在京录囚，查明“龙士元告其侄小喜”等案隐情。如该案中，龙士元起初居于单州，其兄龙士安已故十余年，士安之子小喜承其父业。龙士元贪图利益，欲夺其财，于是诬告小喜不务正业、爱好蒱博，甚至笞捶小喜，致其母受惊而死。知州刘察、通判田贽接受了龙士元的宴请，为其具狱书奏。太宗怀疑案中有奸，于是令有司再次穷问，果然审得案中隐情。事后太宗感喟：“方今抚育黎元，钦恤刑宪，岂容照临之下，尚有冤枉之人！黩乱政经，损伤和气，望其安治，其可得乎！”于是要求“两京及诸道州府，凡有鞫狱，宜令尽心，无致枉挠。”历史镜鉴有宋一代，矜恤思想并非粉饰太平的虚言，而是贯彻于司法制度规范与实践始终。宋太宗曾言：“朕以庶政之中，狱讼为切。钦恤之意，何尝暂忘。”故此，宋代在矜恤思想的影响下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司法制度。鞫谳分司制和翻异别勘制调整司法机关间的关系，共同构成减少狱讼情弊的关键机制。规定听狱之限、有限刑讯、存恤证人、疑狱奏谳、录囚亦在狱讼程序上成为钦恤民命的重要内容，对于约束官吏舞弊、减少刑狱冤滥，保证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国家统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赵宋国祚三百余年，民间富庶、经济繁荣，是帝制中国时期唯一非因内乱而亡的大一统王朝。这得益于统治集团及各级官吏重视狱讼、体恤庶民，形成“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恻隐；在物视网，于民泣辜，常戒百官，勿为苛酷”的矜恤思想，这使得宋代法律文明彰显人文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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